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清查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纠正冤假错案，调整和配备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人民群众期盼已久的安定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然而，要想短期内消除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严重混乱，并非一件易事。这种混乱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兴风作浪，但也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有关。纠正这种严重混乱最突出的阻碍，是当时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加上受到“两个凡是”的限制、拨乱反正每往前一步都十分艰难，党和国家工作出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的领导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党、全社会展开，在中央和省级报刊共刊登650多篇，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

　　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会上大家提到，如果不正确解决指导思想问题，不纠正“左”倾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不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思想僵化，不解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

　　随后，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思想交锋，使得会议议程发生改变。会上要求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岀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时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的结束。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从这次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而载入光辉史册。